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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宋神宗简介:宋神宗赵顼(1048年5月25日-1085年4月1日),本名赵仲针,北宋第六代皇帝,1067年1月25日—1085年4月1日在位。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,英宗赵曙长子。嘉佑八年(1063)受封光国公;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受封淮阳郡王;治平元年(1064)进封颍王。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,次年即帝位,是为神宗,时年20岁。

      1067年-1085年在位。即位后,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,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,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,以期振兴北宋王朝,史称王安石变法,又称熙宁变法。由于改革操之过急,不得其法,最终失败收场,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

      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

      神宗即位后,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,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,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,振兴北宋王朝,是为王安石变法,又称熙宁变法。

      在王安石的主持下,均输、青苗、农田水利、免役、市易、保甲、方田均税、保马等新法相继出笼。新法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,惟操之过急,利弊互见。北宋学者陆佃说:“造元丰间,积票塞上,盖数千万石,而四方常平之钱,不可胜计”,当时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,全国高达7亿亩,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。

      但是变法受到守旧派激烈的反对,朝中的司马光、范镇、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满,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在皇帝面前争辩,新法维持了将近二十年,直到司马光尽罢新法为止。此一时期,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,神宗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,高太后更是对神宗说:“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!”,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皇太后的懿旨,神宗心烦意乱,怒斥歧王说“那你来当皇帝好了”,岐王诚惶诚恐,失声痛哭。

      与西夏的关系

      时值夏惠宗在位,母党梁氏专权,西夏国势日非,图一举歼灭羌夏。王韶在庆州(今甘肃庆阳)大破夏军,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。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,“厥后兵不敢用于北,而稍试于西,灵武之役,丧师覆将,涂炭百万。帝中夜得报,起,环榻行,彻旦不寐。”灭夏之举未能实现。事后,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。他有抱负,励精图治,想灭西羌,惜壮志未酬,于元丰八年抱憾而殁,得年37岁。其子宋哲宗亲政后,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。

      用人才

      据《宋史》记载,赵顼自幼“好学请问,至日晏忘食”。当太子时就喜读《韩非子》,对法家“富国强兵”之术颇感兴趣;还读过王安石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,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。 一世一生文章网

      神宗即位时,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,军费开支庞大,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,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,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,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,至治平二年(1065年)亏空已达1570多万。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,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,屡屡暴动反抗。值此内外忧患,财政困乏之际,神宗没有气馁,力图“思除历世之弊,务振非常之功”,表现出“励精图治,将大有为”,“奋然将雪数世之耻”的政治气概。

     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,并“由是想见其人”,因此即位不数月,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。几个月后,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,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。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,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。宰相韩琦执政三朝,本该辅佐新帝,有所作为,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,却坚辞相位,出判相州。神宗问:“卿去谁可属国者?王安石何如?”韩琦说:“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,处辅弼之地则不可。”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。

      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,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,而推荐了文彦博。对此,神宗或以不答相对,或以默然置之,坚持了自己的想法。除老臣外,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、御史中丞吕诲、参知政事唐介、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“护前自用”、“论议迂阔”、“狷狭少容”等为理由,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。面对种种阻挠,神宗不以为然,力排众议,于熙宁二年(1069年)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委以重任,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、富国强兵的序幕。

      推行新法

     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,神宗还特命设置了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,即制定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,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。在这个机构中,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,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、章敦、蔡确、曾布、吕嘉问、沈括、薛向等一批新人,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,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      在变法的过程中,神宗以君权的力量,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。熙宁二年,新法逐渐出台、实施,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。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,而且在思想、道德上指责王安石“变祖宗法度”,“以富国强兵之术,启迪上心,欲求近功,忘其旧学”,“尚法令则称商鞅,言财利则背孟轲,鄙老成为因循,弃公论为流俗”。在朝议纷纷面前,神宗虽曾一度犹豫,但终不为所动。至于学术、道德上的争论,神宗则认为“人臣但能言道德,而不以功名之实,亦无补于事”。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,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,空言道德,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。

     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,他能理解王安石“天变不足惧,人言不足恤,祖宗之法不足守”的主张,并继续支持新政。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,神宗支持王安石,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。如御史中丞吕公著“以请罢新法出颍州”;“御史刘述、刘琦、钱镠、孙昌龄、王子韶、程颢、张戬、陈襄、陈荐、谢景温、杨绘、刘,谏官范纯仁、李常、孙觉、杨宗愈皆不得言,相继去”;“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,夺职致仕”;欧阳修乞致仕,“乃听之”;“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”;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,“出彦博守魏”。相反,熙宁三年(1070年)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安石居相位,有了更大的权力,于是,农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,变法进入了高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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